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重要论断。这一重要论断，立足中华文明发展史，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内在机理，也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结构形态和时代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理解五个突出特性，不能停留于若干历史现象和文化表征的罗列，而应深入把握其内在关联及共同指向的深层逻辑。我理解，这个深层逻辑，集中体现为一种独特的文明秩序——一个文明在处理共同体建构、历史延续、价值整合与差异协调时所形成的内在法则。
进一步看，五个突出特性可以概括为两种相互贯通的理念：一是由统一性和包容性共同支撑的“天下一家”的大一统理念，二是由连续性和创新性共同展开的“穷变通久”的通史理念，和平性则是中华文明在处理内外关系、古今关系和文明关系时所呈现的鲜明品格。正是在两种理念的统一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兼具整体性、开放性、连续性与创造性的文明结构。由此出发，中华文明的意义就不仅在于其历史之久，更在于其所蕴含的文明秩序，这为理解现代世界的文明问题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主流文明论的思想资源。
“天下一家”的大一统理念，回答的是中华文明如何在广阔空间中建构共同体。大一统并不是对差异的抹平，更不是以单一尺度压制多样性，而是在承认差异、协调差异的基础上，形成更高层次的整体性秩序。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天下”，从来不是狭隘封闭的地理概念，也不是单纯由强力划定的统治边界，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向的秩序空间。《尚书》言“协和万邦”，《左传》言“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论语》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礼记》言“天下为公”——这些经典论述揭示的，都是中华文明关于天下秩序和共同生活的基本理解：不同地域、族群、文化之间并非天然构成不可通约的敌我关系，而是可以被纳入一个可沟通、可协调、可共在的伦理政治结构之中。
大一统之所以成为深层结构，关键在于中华文明对“中”的理解具有鲜明的价值意味。中国之“中”，并不是地理中心或权力中心意义上的自我神化，而首先是一种超越偏私、持守公正、着眼整体的中正之德。古人所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表达的正是以整体为念、以公共为归的秩序精神。汉儒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明确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将大一统上升为贯通天人古今的普遍法则。正因如此，中华文明意义上的统一，从来不是排斥差异的机械统一，而是能够把不同区域、族群、传统纳入共同秩序之中的有机统一；其包容也不是无原则的拼贴堆积，而是在共同体认同和共同价值框架下实现的兼收并蓄。统一性与包容性之所以相辅相成，正在于中华文明是靠开放性的共同体逻辑来塑造自身。
推而观之，大一统理念不仅体现在政治整合上，而且贯通于伦理教化、制度建构和文化生成之中。《周易》提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明“文”在中华文明中从来不只是器物修饰和典章形式，而是教化人心、整合秩序、塑造共同体的实践力量。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华文明形成了独特的文明观：文明不是通过排斥他者来证明自我的身份标识，而是在组织关系、化解张力、转化差异中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差异并不是共同体的威胁，而恰恰是更高层次秩序得以形成的条件。回溯历史，从秦统一六国后设郡县，使“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奠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形态；到汉承秦制并推恩削藩、独尊儒术，巩固大一统格局；从隋唐再造统一、兼收并蓄，以科举制打破门阀壁垒，形成恢宏气象；到元清入主中原而承续中华政统——中华文明在数千年历史中不断处理多区域、多民族、多传统之间的关系，在保持整体统一的同时容纳丰富的差异，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提供了深厚支撑。
更多内容，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文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与文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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